今年六月五日Husky在發條鳥森林地圖網站提到了一件千真萬確的事，那就是每次教育部前往各校評鑑時，學校的流浪犬都成了校園整潔的祭品。自 從一九九八年我正式返台工作並開始搶救校園流浪犬之後，知道教育界這樣荒腔走板的演出，感到非常痛心，也因此對學校和教育部大學評鑑委員印象相當惡劣。我 心裡一直盤算應該請教教育部人員是否知道，每次校長或是教育部人員出巡，就把學校搞得生靈塗炭，民不聊生。

　　學校是讓流浪犬照護者相當焦慮不安的地方。話說官員出巡前夕，在學生動物保護風氣較弱的學校，因為沒有學生出面搶救，流浪犬都被捕得哀鴻遍野，厲聲 劃空。在學生動物保護風氣較強的學校，則風聲鶴唳，學生一傳十，十傳百，清堅壁野，每個人分配一隻流浪犬，或栓或關，紛紛走避。狗狗被學生偷偷疏散之後， 捕犬隊有如以前在電視看到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鎮壓學生運動的坦克車開進校園一樣。不同的是，捕犬隊因為抓不到狗，覺得被學校耍了，所以帶著幾分失 望與懊惱的心情開出校門 。

　　我所經歷的動保較弱的一個學校是一九九九年以前的實踐大學高雄校區。一九九八年我初到該校時，該校流浪犬很多，每隻狗都夾著尾巴，狀極生怯，一眼看 上去，就知道他們生活得很不快樂。後來打聽出來，知道學校都叫捕犬隊來抓狗，而且捕犬隊抓走一批，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一批跑進來。我到校不久之後就開始整 頓生活環境，一隻隻的捕捉絕育，避免眼見的都是一群無法自行避孕、狀極悽慘的狗而使情緒低落到生活不下去。

　　這樣的做法得罪了學校行政人員，包括當時的校區主任和總務主任。校區主任是教法律的副教授，而總務主任是教國文的博士。因為我日夜不捨的在學校餐廳 收集剩飯剩菜餵狗和帶狗絕育，有一批學生也因此得到了心靈的釋放，知道人類也有喜愛動物和對動物付出的自由。一向命令學生不可餵食校犬的學校行政人員認為 我腐蝕了他們的權威，因此把我視為眼中釘，非拔除不行。我所受到的對待包括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日毒斃二十來隻我和旗山鎮愛心人士一起用剩飯剩菜共養的流浪 犬。這二十隻狗由當天下午四點左右開始暴斃，一夕之間，狗屍遍佈於學校大門外兩百公尺偏僻的機車停車場附近，甚至連學校教室外面也見狗屍。這些狗口吐白 沫，死狀悽慘。為此，我躺在床上約一個禮拜，痛徹心腑，同時感到死亡的威脅。

　　在那一年內，每次教職員共同開會時，校區主任都故意拋出流浪犬爭議問題，讓與會人員掉入圈套。會議中，老師們閒言閒語，不是說有狗在何處撒尿，就是 說有狗在何處挖土。校區主任故意把我陷在孤立無援的苦境中，然後就趁機做結論說，大家都不喜歡狗，所以狗必須死。這就是所謂教育界人士處理事情的方式。那 一年內我對開會實在是怕死了，因為校區主任都是故技復萌，讓我陷入四面楚歌的情境。有時不堪其苦，不去開會，校區主任又報告學校我缺席的事，讓我過著如在 共產黨社會一般恐怖的生活。

　　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九九年，學校不聘我了，但是校方又要我離職之前出席會議，看我有什麼話好說。一九九九年六月在台北市大直路的台北校區會場，一群 教職員包括謝孟雄校長圍坐場內，我是被審者，被安排坐著面對大眾。然後有人遞給我一張罪狀表，上列十來條罪名，要我一一澄清。我想讀友一定不相信的，第一 條罪名居然是使用英文教科書上課。學校大概怕若以餵食流浪犬的名義不續聘我，會貽笑大方，所以特別把有關流浪犬的事寫在罪狀表的後面。該罪名是，餵食流浪 犬造成全校師生的生命威脅。我第一次領略到什麼叫羅織罪狀，也從此非常鄙視這批教育界的人 。

　　那張罪狀表還列有一條很特別的罪名，說我檢舉內門鄉某位政要，而破壞了學校和當地政府的感情。原來台灣鼓勵種樹，設有造林補助，所以人民常燒山剷除 原樹，重種一些新樹領政府的錢。當時我並不知道有這回事，所以，有一天，當我看到學校對面山裡起火冒煙，煙灰甚至飄入宿舍時，就打電話到內門鄉農業課報火 警。因為不能接受校園逐漸興起的保護流浪犬的風潮，校方一急起來，為了去除腐蝕校方權威的我，在羅織罪狀時，飢不擇食，居然無意中洩露出原來是地方政要在 燒山的秘密。只為了不讓我和學生以保護動物的方式解決校園流浪犬的問題，校方居然公然袒護犯罪行為，虧校區主任還是教法律的呢！他的驚人之舉還包括在教法 律課時，警告校犬服務隊的女同學不要被流浪犬強姦！

　　Husky一文質疑學校教職員的教育功能，本文的目的，只是針對該質疑提出一些真實的例證。發生在這些流浪動物和愛心人士的二二八事件,不就是眾多 擁有高學位而冷漠無知的教育人員策劃出來的嗎？當社會愛心人士前仆後繼為流浪犬問題的解決而出錢出力，甚至不惜和政府對抗時,教育界曾經作出任何的付出 嗎？所以，我要強烈的指出，台灣教育界的兇殘無能才是流浪犬的真正殺手。